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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 | 倪瑜遥

编辑 | 黄月

最近上映的电影《出走的决心》根据苏敏自驾游的经历改编，讲述了一位普通的中年女性在50多岁时终于决定抛开家庭，独自出发的故事。在影片中，很多观众看见了自己、母亲、姐妹或身边女性的身影，看见了她们因家庭琐事而暗淡下去的生活。

女性受困于家庭的处境，在《十三邀》对话博物画家曾孝濂的节目中亦有展现。曾孝濂生于1939年，被誉为“中国植物画第一人”，毕生致力于为中国植物学研究绘制标本图。但此次在社交网络上引发大量转发的，反而是他的妻子张赞英的访谈画面。

这是故事的另一面。张赞英是北京人，1950年代辗转来到昆明，被分配进中科院昆明植物所，在动荡中与曾孝濂相识。与丈夫多次表达对妻子的感激不同，妻子对这段婚姻心怀苦楚。曾孝濂的花鸟世界纯净美好，但只容得下他一人。张赞英要接住美好背后的所有琐事，她被困于家庭之中，感到的是委屈与亏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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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赞英也曾有过深造的机会。1970年代，她告别丈夫和7岁的儿子，在北京林业大学脱产学习四年，之后老师希望她继续留校做科研。在家庭与事业的角力中，她最终选择了前者，回到昆明。

两人同行的时候，张赞英总围绕在丈夫身旁，帮他拿画板、背包，聆听他对植物的见解，不忘提醒他拍摄时间。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，丈夫有自己的避难所，而妻子没有。她要直面俗世的琐碎和晦暗，从招待宾客到为丈夫寻找医生，独自消化深埋的怨恨——她在怀孕时被几个学生猛踹腹部，之后丈夫劝她与对方和解，但这是她不能原谅的事。光环与阴影，两位老人的人生分野，在镜头中同时呈现。在节目中，许知远问：“下辈子碰到曾老师，还跟他过吗？”张赞英回答：“不过，绝对不过。好委屈啊。”之后捂脸痛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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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赞英的经历是太多女性走过的路。她们步入婚姻，被要求相夫教子，将自己的理想和渴望化成滋养家庭的泥土。丈夫站在光环下，而妻子始终在阴影中。如妇女研究学者李小江所说，这是“一个历史的、关于女人的陷阱”。不过，当女性开始讲述，她们已迈出冲破藩篱的第一步。

“贤内助”的牢笼，难以逃离的困境

在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的家庭结构中，男性挣钱养家，获取声名；女性则承担照料家庭的琐事，被长期忽视，或被赞美为支持丈夫的“贤内助”。

“贤内助”的赞誉是一个牢笼，将女性束缚于家庭中。许广平曾如此回忆自己的婚后生活：鲁迅昼夜不分地勤勉工作，她则尽力照顾丈夫的日常起居，并担任他的工作助手，为他抄稿和校对。每当鲁迅心情低落时，还要“随时随地，略尽其分忧、慰藉之忱”。

许广平也有过出去工作的打算，但鲁迅以“生活方法将要两样”为由将此事搁置。他对妻子争取来的机会有轻视之意：“你做事这些薪金，要辛苦一个月，看人家面孔，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。”鲁迅说服许广平留在家中支持他写作，照顾他和孩子。家庭琐事最终羁绊了这位曾热忱地投身于社会运动的女性。后世所记住的并非她本人，而是她作为“鲁迅妻子”的人生。

鲁迅对女性的困境并非毫无知觉。相反，他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启蒙者和号召者之一。在1923年那篇著名的演讲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中，鲁迅鼓励女性争取经济独立，在家庭和社会中争取男女平权。此后又发表小说《伤逝》，省思五四时代的爱情和婚姻。

对于和许广平的感情，他也曾有审慎的考虑：“不忍他（许广平）为我牺牲”，“H·M·（代指许广平）不如不管我怎样，而到自己觉得相宜的地方去”。许广平对此的回应是，“其实那一个人也并非专为别人牺牲，而且是行其心之所安的，你何必自己如此呢？”在炽热的爱情里，她甘愿牺牲。

鲁迅去世后，许广平在发表于1939年的《从女性的立场说“新女性”》一文中说：“他的工作是伟大的，然而我不过做了家庭主妇，有时因此悲不自胜，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。但是，我又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，丢下他，独自个儿走到外面做事。”年轻时的热烈与辛劳半生后的无奈，对比鲜明。

许广平继而引用了一位友人对丈夫的抱怨：“尽管在社会上大吹男女自由平等，要女人出来谋生，经济独立，一到自己的女人，就什么都两样了。”在公共领域挥斥方遒的男性回家面对妻子时，也不愿放弃父权制度带来的特权。但许广平并未将这份哀怨指向鲁迅或其他具体的男性，而是将其归因为社会弊病：“这个责任似乎不能专责备女性，这是社会构成的病态现象，是社会组织落后的国家必然的现象。”

2023年12月，社会学者徐晓宏因病逝世。其妻陈朗为亡夫所写的悼文在网络上引发热议。在追忆丈夫的同时，陈朗坦陈了内心的苦涩：“你们想要的是同一个东西，但是总得有人管孩子、报税、理财、做饭，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零和博弈。他越成功你越痛苦。”

陈朗拥有优秀的学术履历，先后在哈佛和耶鲁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。2019年，她放弃香港地区的终身教职，陪同丈夫前往密西根，后来遭遇疫情，难以觅得工作。2022年，她入读密歇根大学临床社工硕士项目，立志转行成为心理咨询师。与此同时丈夫罹患癌症，她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放在照顾亲人上。

“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们杰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，内心最痛苦地尖叫着。又有多少女人最终用‘爱情’说服了自己，抵消了、忘却了心中的尖叫，保持沉默。”陈朗写道。但她并非在控诉自己的委屈，而是直言“对于结构或制度的怨”。

文章题为“请君重作醉歌行”，语出宋人叶梦得的《临江仙》，词首的两句是“唱彻阳关分别袂，佳人粉泪空零”。但陈朗的言语间已不是才子与佳人诀别的老旧桥段，而是一位女性与丈夫的平等对话，是她在看见彼此的痛苦后对父权制度和学术体制的反思。

陈朗的悼文与许广平在1939年的自白遥相呼应。八十多年过去，由婚姻筑起的困境似乎并未改变。事业与家庭成为割裂的两极，追求事业被视为光鲜体面，维系家庭的努力则被轻视和忽略，两者难以弥合。无论男性还是女性，都困在这道鸿沟中。

被凝视的容颜，被轻视的志向

当地时间2024年5月18日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韦茨曼设计学院为林徽因颁发了一张迟到97年的建筑学士学位证书。一百年前，林徽因与梁思成赴宾大学习，共同决定攻读建筑学。由于当时宾大建筑系不收女生，林徽因改进美术学院，但修读了建筑系几乎所有课程，成绩优异。1927年，她获得美术学学士学位。

人们常将林徽因与梁思成并称，对于她本人在建筑学方面的造诣却缺乏认可。林徽因的挚友费慰梅（Wilma Fairbank，费正清之妻）将林徽因看作梁思成“在建筑方面的助手”，认为林徽因“至今仍受人纪念的原因在于她毕生所写的诗篇”。这也是很多人对林徽因的印象。南京大学建筑建筑学院教授赵辰对此并不认同。早在2004年，他就撰写了《作为中国建筑学术先行者的林徽因》一文，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正名。

赵辰指出，林徽因并非在学术上从属于梁思成，她是丈夫的引领者，梁思成反而是“林徽因建筑思想的忠实支持者”。长久以来，梁思成的建筑学术造诣聚焦于光环下，林徽因却被笼罩在“夫唱妇随”的阴影中，或者被文学影视作品塑造成才子身旁的“红粉佳人”。

在16岁与父亲林长民游历欧洲后，林徽因就决定以建筑学为终身志业。梁思成后来赴美修读建筑学，正是受到妻子的影响。在两人后来的学术生涯中，梁思成的学术文章基本都得到过林的编辑。其子梁从诫曾回忆：“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，他文章的‘眼睛’大半是母亲给‘点’上去的。”

据赵辰考证，一些梁林共同署名的学术著述其实是林徽因的创造，但很多时候梁是第一作者，可以说，林才是“真正对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最早做出主要贡献的学者”。例如，两人于1932年在“中国营造学社汇刊”第三卷四期上发表《平郊建筑杂录》一文，提出“建筑意”的概念，以定义中国建筑的美学价值。这一概念是林徽因“诗意”思想在建筑领域的延伸。从行文风格看，这篇文章“既有浓烈丰富的热情和想象，又有精炼准确的词汇和定义”，不像梁过往的文笔，而更像是林的“激情之作”。

1940年，梁林夫妇随“营造学社”及一众知识分子来到四川李庄，开始战乱中的艰苦生活。1942年，梁思成接受“国立编译馆”委托，编写《中国建筑史》。彼时林徽因肺病复发，但仍旧一边料理家务，一边撰写了书的第七章。两人终于在1944年完成书稿。1954年1月，梁思成在“油印本中国建筑史·前言”中写道：“林微因同志除了对辽、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，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。”直至今日，此书依然在被不断再版，但每一版的作者都只标有梁思成一人。

1946年，清华大学建筑系初创，梁思成出任系主任。当年10月他就赴美讲学，疾病缠身的林徽因承担起院系的筹建工作，成为实际上的组织者。彼时担任助教的吴良镛后来回忆：“林徽因虽然经常卧病在床，却能运筹帷幄，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、指挥者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她当时并未获得清华的教职。

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在传记《山河岁月：回望林徽因》中谈到，自己的外婆就像“幕后英雄”，在世时没有建筑学学位，著述中没有独立署名甚至没有署名，学研生涯也常常只有“编外”身份。

梁思成敬重妻子的才学和贡献。在1934年出版的《清式营造则例》的序言中，梁坦言这“只是一部老老实实、呆呆板板的营造则例”，请林徽因所作的绪论则弥补了建筑历史和理论方面的不足。1955年林徽因逝世后，梁思成在她的墓碑上写下“建筑师林徽因之墓”。在彼时由男性主导的建筑界，称一位女性为建筑师，可见情谊之珍重。遗憾的是，这块墓碑在“文革”期间被毁。

要让更多人真正看见这位中国建筑学的先行者，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。人们更乐于谈论的是她的外貌、诗情，以及那些流传甚广的爱情故事。

在发表于1971年的论文《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》中，美国艺术史家琳达·诺克林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19世纪中叶，女艺术家艾米丽·玛丽·奥斯本创作了油画《无名亦无友》。在画面中，衣着寒碜的女画家站在一名伦敦画商面前。商人轻蔑地看着她的画作，打算做出价值裁决；不远处，两个“艺术爱好者”正对她上下打量。三个人或鄙夷或暧昧的视线展现出了女画家的困境——在男性眼中，她“永远只是一个模特，从不是一位艺术家”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这可能也是林徽因的困境。与大众印象中秀丽柔和的形象不同，她实际上刚强果决。翻译家李健吾用“赤热、口快、性直、好强”来描述林徽因的性格。1932年，28岁的林徽因在写给胡适的信中直言自己的惶恐：“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，也没有什么成就，眼看得机会愈少……现在身体也不好，家常的负担也繁重，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，做妻生仔的过一世！”她害怕成为困于家庭的主妇，而渴望在更广阔的公共领域中有所建树。

琳达·诺克林如此评价那些在历史中留下名字的女艺术家：“她必须有强悍的性格使她在艺术世界奋斗下去，而不是屈服于社会所认同的妻子与母亲角色，......唯有采取‘男子气概的’特性，即为了自己的命运，专心致志、集中精神、坚韧不拔、热衷于理想和技艺，女性才能在艺术世界取得成功，并保持成功。”这段话，或许也可以用来描述林徽因作为建筑师的一生。

寻找自己的声音

在《“娜拉”在中国：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》一书中，历史学者许慧琦指出，从清末到民国，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大多基于“男性本位大叙事”。而“娜拉”则是这些叙事着意刻画的新女性象征。男人是人，新女性则是“类男人”，不仅要独立自主，还要对社会有用。然而，“女性加入男性专擅的活动领域”，既未挑战男性社会优势，也为改变女性的家务责任。

无论是许广平、林徽因、陈朗，还是中国近代以来走向公共领域的无数职业女性，或许都面临这样的撕扯。“出走”意味着踏上男性的轨迹，在男性主导的规则中接受挑战，同时担负属于女性的家庭责任；“回家”则意味着“做妻生仔过一世”，“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”，有愧于职业抱负。

性别研究学者李小江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中国女性口述史调研，在2003年主编出版了《让女人自己说话》丛书。很多受访者居住在农村和山区，她们中有普通农妇、少数民族、手工艺人和出家人；有的经历过抗战，当过兵或者做过慰安妇。在一次采访中，李小江谈起这样的经历：陕西旬邑县的一位农妇在17岁就嫁了人，之后遭遇家暴，她把这些人生故事做成色彩艳丽的剪纸，用歌谣唱给李小江听。李小江说自己不信任以男性为中心的史学，她觉得“亲眼见识和亲耳听到的东西”更加真实，这是女性自己讲述的故事。

女性的经验同男性的经验一样宝贵，一样值得被书写。美国作家乔安娜·拉斯在《如何抑止女性写作》中谈到，长久以来，女性创作者被贬低和诋毁，被视为男性名人的母亲、伴侣和女儿而载入历史。她们的作品被归为二流，难以列入经典。但是，“女性生活是男性生活被掩盖的那一部分真相，”女性的创作打破了基于男性的普遍经验，因而展现出真正的实验性。由男性主导的价值观处于中心，但“就像细胞和嫩芽一样，只有在边缘的地方才会有生长”。